第27章 K117的情况
报到那天是九月十八號，天阴著，没下雨，但空气里潮乎乎的，像拧不乾的毛巾糊在脸上。
临淮站不大。
两个站台，四股道，候车室是一栋两层的苏式建筑，外墙刷著发黄的米色涂料，二楼的窗户有两块玻璃碎了，用报纸糊著，风一吹鼓起来又瘪下去，像呼吸。
张建军背著军绿色帆布包，右手攥著分配通知书，从进站口的铁柵栏门走进去。通知书是牛皮纸信封装的，信封上盖著临淮铁路公安处的红章，墨水印子透过纸面洇出来，隱约能看到“k117”。
站台尽头，过了最后一根站台廊柱往东拐，有一间低矮的平房。
平房的门框上方钉著一块木牌子，白漆底，红字，写著“k117次乘警值班室”。“值”字的第二笔掉了漆，看起来像个“直”字。墙皮从檐角往下剥落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的红砖茬子，砖缝里长了一丛狗尾巴草，草叶子耷拉著，沾满了灰。
张建军推门进去。
门轴没上油，吱呀一声响，像踩了猫尾巴。
屋里不大，十来个平方，一张办公桌顶著北墙放著，桌面上堆著三四本翻卷了边的值班记录簿，一瓶用了大半的墨水没盖盖子，瓶口结了一圈乾涸的黑痂。墨水瓶旁边是一个搪瓷缸子，缸身上印著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字，字跡磨得只剩一半。
搪瓷缸子后面，坐著一个人。
四十出头，瘦，脸长，颧骨高高地撑著两坨暗黄色的皮肉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不大但亮，像两粒嵌在黄泥里的黑豆。头髮往后梳著，额头上的髮际线退了两指宽，油光水滑的，不知道是抹了髮蜡还是几天没洗。
83式铁路公安制服穿在他身上，松松垮垮的，上衣的扣子只系了中间三颗，领口敞著，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灰的白背心。肩章上的標识是副组长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两条腿翘在桌角，右手夹著一根烟，左手翻著一本《铁路治安管理条例》。条例的封面已经翻烂了，书脊上缠著两圈透明胶带，胶带发黄髮硬，粘在上面像一层老皮。
刘大志。
张建军在门口站了三秒。
刘大志的目光从书页上方扫过来，在他脸上停了两秒，確切地说，是在他领口那枚崭新的学员肩章上停了两秒。
没有起身。
菸灰弹了一下，落在桌面上一本值班记录簿的封皮上，留下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。
“新来的？”
“张建军，报到。”张建军把分配通知书放在桌上，帆布包从肩膀上卸下来，立在脚边。
刘大志没有去拿那张通知书。他把嘴里的烟抽了最后一口，菸头碾在搪瓷缸子旁边那个铁皮菸灰缸里，菸灰缸已经快满了，里面插著十来根拧成麻花状的烟屁股，像一丛枯死的芦苇。
“哪一届的？”
“今年九月的试训。”
刘大志的眉毛动了一下。“今年新招的？”
张建军点了点头。
刘大志重新靠回椅背上，两只手交叉枕在脑后，从下往上打量著他，那种看法不像在看一个新同事，更像一个老木匠在看一块刚送来的木料，先掂量一下分量，再决定值不值得动手刨。
“几岁？”
“十八。”
刘大志嘴角撇了一下。不是嘲讽，是那种“果然如此”的確认。
他从椅子上直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骨节咔吧响了两声，然后从桌上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根，叼在嘴上，摸出火柴划著名了。
火柴头的硫磺味混著菸草味瀰漫开来，在这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打了两个转，腻得人鼻腔发涩。
“坐。”
刘大志用下巴指了指桌对面那把缺了一条横档的木椅子。
张建军坐了下来。帆布包搁在脚边，脊背挺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刘大志看了他这个坐姿一眼，没评价。他吸了口烟，烟雾从鼻孔里分成两股喷出来，在眼前散成一层薄雾。
“k117的情况，上面跟你说过没有？”
“通知书上写了车次和编组。”
“那就是没说。”刘大志用食指弹了弹菸灰，“听好了，只说一遍。”
他的语调不紧不慢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几百遍的菜单。
“k117，临淮始发，终点广州。全列十七节编组，硬座十节，硬臥四节，软臥一节，餐车一节，行李车一节。单程一千四百多公里，跑一趟二十三个小时四十分钟。乘警编制四个人。”
他伸出四根手指头在空中晃了晃。
“组长姓费，老费，费永忠，跑了十一年的老人了。但他上个月老丈人死了，回老家奔丧，顺便请了一个月的假，还没回来。另一个叫孙培，四十六了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医院开的证明，常年病假，一年到头上车的次数用一只手数得过来。”
四个人的编制，在岗两个。
这个信息张建军已经从分配通知的备註栏里猜到了七八分。但亲耳听到，跟自己猜的，分量不一样。
一千四百公里的客运线，十七节车厢，几千名旅客，两个乘警盯著。其中一个还是刚报到的新兵。
前世在铁路上混了大半辈子，他见过太多这种“编制四个人、干活两个人、出事一个人顶”的情况。不稀奇，也不意外。1985年的铁路公安系统，人手不够是常態，不是哪条线的个例。
“所以，”刘大志把烟叼在嘴角，双手在桌面上十指交叉，微微前倾，盯著张建军的眼睛，“你跟我，两个人跑这趟车。”
“明白。”
刘大志的视线在他脸上多停了一秒，像是在確认这个“明白”到底有几分是真明白。片刻之后他靠回了椅背，似乎对张建军的反应还算满意，至少没露出那种被嚇住的表情。他见过太多新人听到“两个人跑全程”之后脸色发绿的样子。
“车上的事，有几条规矩，你得先记住。”
他又点了一根烟。刚才那根还没抽完，搁在菸灰缸上冒著一缕细烟，他懒得管。
“第一，车上闹事的旅客，分三种。喝多了耍酒疯的，占便宜占不到骂街的，动手打人的。前两种，劝。劝不住，晾著。第三种，看情况。打得不狠的，拉开，做个笔录，到站交给站上。打得狠的，銬了。”
他说“銬了”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加重，像在说“把门关上”一样隨便。
“第二，车上丟东西的旅客。丟小件的，钱包、手錶、乾粮袋子，做笔录，登记，完事。丟大件的，行李箱、大笔现金，做笔录，上报，等处里安排。”
张建军的手从膝盖上移开，从帆布包侧兜里摸出笔记本和那支磨掉了半截镀金层的英雄钢笔，翻开空白页，开始记。
刘大志看到他掏笔记本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，但没说什么。他继续往下讲。
“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”
菸头的红光在他指间一明一暗，像一只眨巴著的眼睛。
临淮站不大。
两个站台，四股道，候车室是一栋两层的苏式建筑，外墙刷著发黄的米色涂料，二楼的窗户有两块玻璃碎了，用报纸糊著，风一吹鼓起来又瘪下去，像呼吸。
张建军背著军绿色帆布包，右手攥著分配通知书，从进站口的铁柵栏门走进去。通知书是牛皮纸信封装的，信封上盖著临淮铁路公安处的红章，墨水印子透过纸面洇出来，隱约能看到“k117”。
站台尽头，过了最后一根站台廊柱往东拐，有一间低矮的平房。
平房的门框上方钉著一块木牌子，白漆底，红字，写著“k117次乘警值班室”。“值”字的第二笔掉了漆，看起来像个“直”字。墙皮从檐角往下剥落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的红砖茬子，砖缝里长了一丛狗尾巴草，草叶子耷拉著，沾满了灰。
张建军推门进去。
门轴没上油，吱呀一声响，像踩了猫尾巴。
屋里不大，十来个平方，一张办公桌顶著北墙放著，桌面上堆著三四本翻卷了边的值班记录簿，一瓶用了大半的墨水没盖盖子，瓶口结了一圈乾涸的黑痂。墨水瓶旁边是一个搪瓷缸子，缸身上印著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字，字跡磨得只剩一半。
搪瓷缸子后面，坐著一个人。
四十出头，瘦，脸长，颧骨高高地撑著两坨暗黄色的皮肉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不大但亮，像两粒嵌在黄泥里的黑豆。头髮往后梳著，额头上的髮际线退了两指宽，油光水滑的，不知道是抹了髮蜡还是几天没洗。
83式铁路公安制服穿在他身上，松松垮垮的，上衣的扣子只系了中间三颗，领口敞著，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灰的白背心。肩章上的標识是副组长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两条腿翘在桌角，右手夹著一根烟，左手翻著一本《铁路治安管理条例》。条例的封面已经翻烂了，书脊上缠著两圈透明胶带，胶带发黄髮硬，粘在上面像一层老皮。
刘大志。
张建军在门口站了三秒。
刘大志的目光从书页上方扫过来，在他脸上停了两秒，確切地说，是在他领口那枚崭新的学员肩章上停了两秒。
没有起身。
菸灰弹了一下，落在桌面上一本值班记录簿的封皮上，留下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。
“新来的？”
“张建军，报到。”张建军把分配通知书放在桌上，帆布包从肩膀上卸下来，立在脚边。
刘大志没有去拿那张通知书。他把嘴里的烟抽了最后一口，菸头碾在搪瓷缸子旁边那个铁皮菸灰缸里，菸灰缸已经快满了，里面插著十来根拧成麻花状的烟屁股，像一丛枯死的芦苇。
“哪一届的？”
“今年九月的试训。”
刘大志的眉毛动了一下。“今年新招的？”
张建军点了点头。
刘大志重新靠回椅背上，两只手交叉枕在脑后，从下往上打量著他，那种看法不像在看一个新同事，更像一个老木匠在看一块刚送来的木料，先掂量一下分量，再决定值不值得动手刨。
“几岁？”
“十八。”
刘大志嘴角撇了一下。不是嘲讽，是那种“果然如此”的確认。
他从椅子上直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骨节咔吧响了两声，然后从桌上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根，叼在嘴上，摸出火柴划著名了。
火柴头的硫磺味混著菸草味瀰漫开来，在这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打了两个转，腻得人鼻腔发涩。
“坐。”
刘大志用下巴指了指桌对面那把缺了一条横档的木椅子。
张建军坐了下来。帆布包搁在脚边，脊背挺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刘大志看了他这个坐姿一眼，没评价。他吸了口烟，烟雾从鼻孔里分成两股喷出来，在眼前散成一层薄雾。
“k117的情况，上面跟你说过没有？”
“通知书上写了车次和编组。”
“那就是没说。”刘大志用食指弹了弹菸灰，“听好了，只说一遍。”
他的语调不紧不慢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几百遍的菜单。
“k117，临淮始发，终点广州。全列十七节编组，硬座十节，硬臥四节，软臥一节，餐车一节，行李车一节。单程一千四百多公里，跑一趟二十三个小时四十分钟。乘警编制四个人。”
他伸出四根手指头在空中晃了晃。
“组长姓费，老费，费永忠，跑了十一年的老人了。但他上个月老丈人死了，回老家奔丧，顺便请了一个月的假，还没回来。另一个叫孙培，四十六了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医院开的证明，常年病假，一年到头上车的次数用一只手数得过来。”
四个人的编制，在岗两个。
这个信息张建军已经从分配通知的备註栏里猜到了七八分。但亲耳听到，跟自己猜的，分量不一样。
一千四百公里的客运线，十七节车厢，几千名旅客，两个乘警盯著。其中一个还是刚报到的新兵。
前世在铁路上混了大半辈子，他见过太多这种“编制四个人、干活两个人、出事一个人顶”的情况。不稀奇，也不意外。1985年的铁路公安系统，人手不够是常態，不是哪条线的个例。
“所以，”刘大志把烟叼在嘴角，双手在桌面上十指交叉，微微前倾，盯著张建军的眼睛，“你跟我，两个人跑这趟车。”
“明白。”
刘大志的视线在他脸上多停了一秒，像是在確认这个“明白”到底有几分是真明白。片刻之后他靠回了椅背，似乎对张建军的反应还算满意，至少没露出那种被嚇住的表情。他见过太多新人听到“两个人跑全程”之后脸色发绿的样子。
“车上的事，有几条规矩，你得先记住。”
他又点了一根烟。刚才那根还没抽完，搁在菸灰缸上冒著一缕细烟，他懒得管。
“第一，车上闹事的旅客，分三种。喝多了耍酒疯的，占便宜占不到骂街的，动手打人的。前两种，劝。劝不住，晾著。第三种，看情况。打得不狠的，拉开，做个笔录，到站交给站上。打得狠的，銬了。”
他说“銬了”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加重，像在说“把门关上”一样隨便。
“第二，车上丟东西的旅客。丟小件的，钱包、手錶、乾粮袋子，做笔录，登记，完事。丟大件的，行李箱、大笔现金，做笔录，上报，等处里安排。”
张建军的手从膝盖上移开，从帆布包侧兜里摸出笔记本和那支磨掉了半截镀金层的英雄钢笔，翻开空白页，开始记。
刘大志看到他掏笔记本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，但没说什么。他继续往下讲。
“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”
菸头的红光在他指间一明一暗，像一只眨巴著的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