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庙村，大队部会议室，正在召开春耕生產大会。
李大胆居中而坐，他並没有拿讲稿，而是直接对著眾人侃侃而谈道：“大家也都知道，去年从秋天到入冬，一直没下雨，天旱啊！过了年才下了一场雪，算是缓解了一下旱情。眼看著开春化冻了，可天公还是不作美，到现在是一滴雨没下下来。
我记著有句老话，叫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”。咱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哪一辈没遭过旱年？跟咱们的祖辈相比，咱们现在是好的，前些年挖的水渠，攒下来的水泵，现在可都能用上了。但有句话我还得说，老天爷糊弄咱们，咱们可越不能糊弄土地，
接下来我讲几条实在的，第一，春耕抓紧，得快，早点把种子种下了，万一要是遇到春夏连旱，到时候庄稼根壮实了，也能扛过去，不会减產太多。
第二，老天爷要是一直不下雨，咱们也不跟老天爷硬犟，咱们大队的水泵已经检修好了，各生產队也组织人，彻底清查一下村里的老井，今年咱们小庙村的水，一滴也不能白流！
第三，做好歉收补种的准备，各个生產队，把种子、化肥，都先列好计划，提前报到大队里来，咱们先准备著，要是等著抢种补种的时候再买种子化肥，那可就晚了。
第四，说一下二队和八队，已经开始试点包產到户了，但包產到户不是各自为战，大家还是一个集体，种的也还是集体的土地，二队和八队的干部可不能当甩手掌柜，该组织的，该统筹的，还是要继续，总之以保障粮食產量为第一优先！”
李大胆说了半天，算是为会议定调，然后將话语权交给了大队长王继光。
王继光四十来岁，是个黝黑的壮实汉子，中等身材，长相普通，一看就是个庄稼汉。
他原名王石头，解放前的农村人没啥文化，起名字也隨便，能给起个“石头”这样的名字，没有直接用排行数字，在农村就算是书香门第了。
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际，王石头深感自己的名字不够进步，遂萌生了改名的念头。恰逢识字班讲述战斗英雄黄继光的事跡，他听后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，隨即决定將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继光。
在种地这方面，王继光是村里的顶尖好手，无论是观察天气，还是伺候庄稼，都很有一套，加上他本来就是村里的积极进步分子，公社成立的那一年，便被选为了其中一个小队的生產队长。
再后来生產大队的老队长退下来了，王继光便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，成了小庙村生產大队的队长。
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，大队书记是领导核心，大队长在书记的领导下工作，两人的分工也各有不同。
大队书记主要工作是抓全局、把方向、管思想、用干部；而大队长主要工作是保生產、抓落实、管具体、干实事。
所以落实到具体农业生產时，还是得大队长站出来负责。
只见王继光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笔记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书记，有件事我得先匯报一下，我也是今天上午才得到的消息，公社的拖拉机坏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，肯定会影响到今年的春耕。”
“哪一辆坏了？”李大胆立刻问道。
“最大的那一辆，铁牛55。”王继光表情凝重的说。
听到这话，那八个生產队的队长无不眉头紧锁。
“如果那辆铁牛用不了的话，得少耕四百亩地啊！”李大胆也是眉头紧锁，然后开口问道：“那辆东方红28，还有那几台手扶拖拉机，能排上么？”
“难！拖拉机本来就少，十三个生產大队，都抢著用。现如今最大的那一辆还坏了，其他的几辆就更难抢了。”王继光回答道。
李大胆脸上也露出了愁容：“这可麻烦了，按照计划，今年春天咱们大队是要播种600亩玉米的，如果没有拖拉机，纯靠人力和牲口来耕地的话，时间上紧张不说，耕地的深度不够，肯定会影响收成啊！而且今年一直没下雨，万一要真是遇到春夏连旱，玉米怕是得旱死一批。”
华北地区主要种植三种粮食作物，冬小麦、春夏玉米和春夏红薯。至於其他诸如小米、黄米、蕎麦、高粱、大豆等，虽然也种，但种植面积要小得多，算不上是主粮，只能算杂粮。
现代人普遍的认知是，北方人的主食是麵粉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化肥和农药普及之前，北方的农民是吃不起麵粉的，因为小麦的亩產量太低了，土地全都种小麦的话，根本吃不饱饭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小麦主要供给给城市居民，北方农村的主食是玉米和红薯。其中红薯亩產量最高，越穷土地越贫瘠的地方，红薯种得越多，这样农民才能吃饱肚子。
五六十年代，水稻亩產可能只有两三百斤，小麦亩產可能只有一百多斤。而红薯的亩產轻易可达数千斤，还不挑地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（注1）、一切为了填饱肚子的年代，红薯曾经被大力推广种植。
后来隨著新中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，以及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，红薯的种植才开始减少，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数量则开始增加。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时候，红薯已经变成了辅粮，玉米则成了农村地区的主粮。
当时的华北农村，会用四成土地种小麦，產出的小麦大部分用来交公粮、国家的统购粮，以及集体的提留。还会剩下一些，就当口粮分给农民。
三到四成土地是用来种玉米的，玉米也有一部分会拿来交公粮，但绝大多数都是发给农民当口粮。农民把玉米磨成面，製作各种主食。
红薯的种植面积只占一成，红薯是不会拿来交公粮的，基本都是当辅粮或餵牲口。因为红薯要晒成红薯干才能交公粮，否则没法储存，而红薯的含水量又高，一斤鲜红薯晒成红薯干后只剩下一两了，拿来交公粮太亏，自己吃更划算。
剩下的土地则种其他的农作物，比如小米、高粱、大麦等等。生產队也会因地制宜，种植一些经济作物。
另外还有一个轮种的问题，每年九月份种下冬小麦，次年五月份收穫，然后立刻抢种夏玉米或夏红薯，秋天收穫，土地休息一个冬天，次年再种春玉米或者春红薯，收穫后立刻抢种冬小麦，以此类推，实现所谓的“两年三熟”。
种植红薯没有那么多讲究，毕竟红薯不挑地好养活，隨隨便便都能一挖一麻袋。但玉米可比红薯娇贵的多，玉米是典型的既需要水又怕涝的农作物。
所谓“春玉米怕旱，夏玉米怕涝”。
春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春旱，必然会减產，倒霉点再遇上春夏连旱，绝收都有可能。
夏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连绵大雨，直接烂种烂根，这一季的收成就算是完蛋了。
因此种春玉米，深耕很重要，通过深耕播种，玉米的根系可以扎得更深更广，有利於从土地深处吸收水分，这样遇到春旱，不会遭受严重的减產，即便是春夏连旱，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绝收。
这时候那辆铁牛55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铁牛55是重型拖拉机，带有液压耕深系统，可以实现深耕操作。小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在这一点上，得来回耕好几趟才能达到铁牛的效果。
按照小庙村的春耕计划，要种600亩春玉米，其中400亩交给拖拉机，剩下200亩靠牲口，来回多走几趟，就能完成全部的深耕。
但现在缺少了这辆铁牛，小庙村的春耕任务，直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如果春玉米减產，倒不至於饿肚子，补种红薯还是能確保粮食產量的，但农民们可不想吃红薯。到时候村民有怨言不说，村干部也抬不起头来。
1978年“脱贫致富奔小康”还没被列入四个现代化的目標中，这时候农村追求的，还是解决温饱，农民的愿望也很朴实，能有多点细粮，能少吃点粗粮，这日子就有奔头了！
——————
注1：1958年，农业提出“以粮为纲”的口號，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二年达到原定12年实现的粮食目標。摘自：“以粮为纲”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，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，2010年06期，中国知网。
李大胆居中而坐，他並没有拿讲稿，而是直接对著眾人侃侃而谈道：“大家也都知道，去年从秋天到入冬，一直没下雨，天旱啊！过了年才下了一场雪，算是缓解了一下旱情。眼看著开春化冻了，可天公还是不作美，到现在是一滴雨没下下来。
我记著有句老话，叫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”。咱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哪一辈没遭过旱年？跟咱们的祖辈相比，咱们现在是好的，前些年挖的水渠，攒下来的水泵，现在可都能用上了。但有句话我还得说，老天爷糊弄咱们，咱们可越不能糊弄土地，
接下来我讲几条实在的，第一，春耕抓紧，得快，早点把种子种下了，万一要是遇到春夏连旱，到时候庄稼根壮实了，也能扛过去，不会减產太多。
第二，老天爷要是一直不下雨，咱们也不跟老天爷硬犟，咱们大队的水泵已经检修好了，各生產队也组织人，彻底清查一下村里的老井，今年咱们小庙村的水，一滴也不能白流！
第三，做好歉收补种的准备，各个生產队，把种子、化肥，都先列好计划，提前报到大队里来，咱们先准备著，要是等著抢种补种的时候再买种子化肥，那可就晚了。
第四，说一下二队和八队，已经开始试点包產到户了，但包產到户不是各自为战，大家还是一个集体，种的也还是集体的土地，二队和八队的干部可不能当甩手掌柜，该组织的，该统筹的，还是要继续，总之以保障粮食產量为第一优先！”
李大胆说了半天，算是为会议定调，然后將话语权交给了大队长王继光。
王继光四十来岁，是个黝黑的壮实汉子，中等身材，长相普通，一看就是个庄稼汉。
他原名王石头，解放前的农村人没啥文化，起名字也隨便，能给起个“石头”这样的名字，没有直接用排行数字，在农村就算是书香门第了。
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际，王石头深感自己的名字不够进步，遂萌生了改名的念头。恰逢识字班讲述战斗英雄黄继光的事跡，他听后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，隨即决定將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继光。
在种地这方面，王继光是村里的顶尖好手，无论是观察天气，还是伺候庄稼，都很有一套，加上他本来就是村里的积极进步分子，公社成立的那一年，便被选为了其中一个小队的生產队长。
再后来生產大队的老队长退下来了，王继光便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，成了小庙村生產大队的队长。
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，大队书记是领导核心，大队长在书记的领导下工作，两人的分工也各有不同。
大队书记主要工作是抓全局、把方向、管思想、用干部；而大队长主要工作是保生產、抓落实、管具体、干实事。
所以落实到具体农业生產时，还是得大队长站出来负责。
只见王继光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笔记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书记，有件事我得先匯报一下，我也是今天上午才得到的消息，公社的拖拉机坏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，肯定会影响到今年的春耕。”
“哪一辆坏了？”李大胆立刻问道。
“最大的那一辆，铁牛55。”王继光表情凝重的说。
听到这话，那八个生產队的队长无不眉头紧锁。
“如果那辆铁牛用不了的话，得少耕四百亩地啊！”李大胆也是眉头紧锁，然后开口问道：“那辆东方红28，还有那几台手扶拖拉机，能排上么？”
“难！拖拉机本来就少，十三个生產大队，都抢著用。现如今最大的那一辆还坏了，其他的几辆就更难抢了。”王继光回答道。
李大胆脸上也露出了愁容：“这可麻烦了，按照计划，今年春天咱们大队是要播种600亩玉米的，如果没有拖拉机，纯靠人力和牲口来耕地的话，时间上紧张不说，耕地的深度不够，肯定会影响收成啊！而且今年一直没下雨，万一要真是遇到春夏连旱，玉米怕是得旱死一批。”
华北地区主要种植三种粮食作物，冬小麦、春夏玉米和春夏红薯。至於其他诸如小米、黄米、蕎麦、高粱、大豆等，虽然也种，但种植面积要小得多，算不上是主粮，只能算杂粮。
现代人普遍的认知是，北方人的主食是麵粉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化肥和农药普及之前，北方的农民是吃不起麵粉的，因为小麦的亩產量太低了，土地全都种小麦的话，根本吃不饱饭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小麦主要供给给城市居民，北方农村的主食是玉米和红薯。其中红薯亩產量最高，越穷土地越贫瘠的地方，红薯种得越多，这样农民才能吃饱肚子。
五六十年代，水稻亩產可能只有两三百斤，小麦亩產可能只有一百多斤。而红薯的亩產轻易可达数千斤，还不挑地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（注1）、一切为了填饱肚子的年代，红薯曾经被大力推广种植。
后来隨著新中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，以及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，红薯的种植才开始减少，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数量则开始增加。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时候，红薯已经变成了辅粮，玉米则成了农村地区的主粮。
当时的华北农村，会用四成土地种小麦，產出的小麦大部分用来交公粮、国家的统购粮，以及集体的提留。还会剩下一些，就当口粮分给农民。
三到四成土地是用来种玉米的，玉米也有一部分会拿来交公粮，但绝大多数都是发给农民当口粮。农民把玉米磨成面，製作各种主食。
红薯的种植面积只占一成，红薯是不会拿来交公粮的，基本都是当辅粮或餵牲口。因为红薯要晒成红薯干才能交公粮，否则没法储存，而红薯的含水量又高，一斤鲜红薯晒成红薯干后只剩下一两了，拿来交公粮太亏，自己吃更划算。
剩下的土地则种其他的农作物，比如小米、高粱、大麦等等。生產队也会因地制宜，种植一些经济作物。
另外还有一个轮种的问题，每年九月份种下冬小麦，次年五月份收穫，然后立刻抢种夏玉米或夏红薯，秋天收穫，土地休息一个冬天，次年再种春玉米或者春红薯，收穫后立刻抢种冬小麦，以此类推，实现所谓的“两年三熟”。
种植红薯没有那么多讲究，毕竟红薯不挑地好养活，隨隨便便都能一挖一麻袋。但玉米可比红薯娇贵的多，玉米是典型的既需要水又怕涝的农作物。
所谓“春玉米怕旱，夏玉米怕涝”。
春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春旱，必然会减產，倒霉点再遇上春夏连旱，绝收都有可能。
夏天种下的玉米，如果遇到连绵大雨，直接烂种烂根，这一季的收成就算是完蛋了。
因此种春玉米，深耕很重要，通过深耕播种，玉米的根系可以扎得更深更广，有利於从土地深处吸收水分，这样遇到春旱，不会遭受严重的减產，即便是春夏连旱，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绝收。
这时候那辆铁牛55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铁牛55是重型拖拉机，带有液压耕深系统，可以实现深耕操作。小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在这一点上，得来回耕好几趟才能达到铁牛的效果。
按照小庙村的春耕计划，要种600亩春玉米，其中400亩交给拖拉机，剩下200亩靠牲口，来回多走几趟，就能完成全部的深耕。
但现在缺少了这辆铁牛，小庙村的春耕任务，直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如果春玉米减產，倒不至於饿肚子，补种红薯还是能確保粮食產量的，但农民们可不想吃红薯。到时候村民有怨言不说，村干部也抬不起头来。
1978年“脱贫致富奔小康”还没被列入四个现代化的目標中，这时候农村追求的，还是解决温饱，农民的愿望也很朴实，能有多点细粮，能少吃点粗粮，这日子就有奔头了！
——————
注1：1958年，农业提出“以粮为纲”的口號，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二年达到原定12年实现的粮食目標。摘自：“以粮为纲”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，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，2010年06期，中国知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