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7章 《童工法》
兴威四十年（1388年）。
此时大运河修筑工程如火如荼，举国劳力尽数向运河工地倾斜，此前专供婆罗洲、纽几內亚两地的奴隶產能，近乎全数抽调到运河营建之中，不过数月，两地便出现了严重的劳力缺口，市面劳力供给骤然告急。
远在澳洲的各大工厂，平日里全靠种植园供给劳力维持生產，如今劳力稀缺，工厂主前往种植园採买奴隶的成本一路飆升。
东宋境內的民间报刊本就文风自由、议论无忌，一时间，各类抨击大运河修筑的文章铺天盖地般占据版面，笔墨之间满是苛责，舆论风潮彻底倒向反对修河的一方。
坊间议论最多、认可度最高的说法，便是此番修河实属多此一举：若只为將中原货物远销欧洲，大可借道幼发拉底河，再择址修筑一条铁路直通地中海沿岸港口，即便运费略有上浮，也远胜於徵调百万劳力修筑大运河，闹得国內工厂劳力价格上涨。
一眾工厂主心思直白又执拗，满心只想著以最低成本量產货物，赚取实打实的银钱，至於產出的货物如何外销、销往何处，那是商人们该操心的琐事，与自己毫无干係。
他们常常围坐在一起，拍著桌案愤愤不平，面色涨得通红，粗声粗气地辩驳：“商人营生的难处，凭什么要咱们工厂主来承担？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工厂主，机器轧出的货物便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难不成离了那些商贾，货物还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？”
更有人翻遍古籍旧册，振振有词地叫嚷，古往今来只听闻货物供不应求、奇货可居，从未有过货物积压、无人问津的道理，商人就是一群不生產价值的可有可无的群体，於是一口咬定修河之举纯属劳民伤財。
还有部分工厂主打著仁善的旗號，言辞恳切地发声，声称徵调百万劳力修筑大运河，苛待苦役、损耗民力，实在有违人道，恳请朝堂速速叫停工程，平息眼下的乱象。
一时间，工厂主们抱团发声，声势浩大，將修筑大运河的决策贬得一无是处。
可商贾们也绝非任人谩骂之辈，论財力，他们不比工厂主薄弱，甚至发家更早、家底更厚，坐拥万贯家財，岂能忍下这口恶气，任由工厂主们抹黑造势？
当即斥重金，招揽了一大批文笔犀利、能言善辩的文人墨客，在各大报刊接连刊发文章，引经据典、针锋相对，狠狠反击工厂主们的所谓“公道言论”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唇枪舌剑好不热闹。
为了占据舆论上风，商贾们摇身一变，成了忠心耿耿的朝堂拥躉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朝堂决策的吹捧，大肆宣扬修筑大运河乃是深谋远虑的国之大计，是朝堂上的相公们下的一步大棋。
他们声称，朝堂诸公运筹帷幄、著眼长远，便利货运只是细枝末节，核心要义在於把控军事战略要地：西欧诸国虽属蛮夷之列，却远非非洲蛮荒部落可比，乃是开化些许的高等蛮夷，唯有修筑大运河，才能让东宋的战船水师快速投送至地中海一带，牢牢掌控海域主动权，震慑四方蛮夷。
这一番“国之大棋”的论调一出，瞬间俘获了大批无关百姓的心意。
眾人只觉朝堂诸公的战略眼光，竟与自己的粗浅看法不谋而合，纷纷自詡有识时务之才，转而坚定支持修筑大运河，原本偏向工厂主的舆论风向，就此彻底扭转。
加之东宋向来言论宽鬆，百年来鉴政议政之风盛行不衰，百姓素来热衷议论朝堂政事，商贾们的这套说辞既合时局，又顺民心，自然流传甚广、备受追捧。
面对工厂主提及的“苛待奴隶、有违人道”的指责，商贾们皆是一脸不屑，连半句辩驳都懒得开口。
我汉人废除奴隶制已然千年之久，何来奴隶一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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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且远在埃及修河的苦役，与澳洲工厂里劳作的劳工，究竟哪边更轻鬆，尚且未有定论，何须揪著此事不放。
双方依託报刊论战，足足僵持了数周之久，从民间坊间到朝堂府邸，到处都在议论此事，彻底掀起了席捲整个东宋的舆论风暴，街头巷尾、茶肆酒楼，但凡有人聚集之处，谈论的皆是运河利弊、商厂之爭。
刊载著论战文章的报刊，很快隨著商船驛路传到了埃及运河工地。
驻守当地的宋国官吏们，得了这般热闹谈资，个个兴致盎然。
工地旁的官署內，窗明几净，案几上摆著热气氤氳的清茶，一卷报纸在手，官吏们或坐或立，细细品读双方论点，时而低声议论、时而抚掌轻笑，优哉游哉消磨整日，轻轻鬆鬆便能领到每月的俸禄，日子过得愜意十足。
閒暇时分，负责运河督造的官吏们还会扎堆聚在一处，对著报刊內容侃侃而谈，指点江山。
一旁监工的日本、高丽僕役，也个个竖起耳朵、踮脚偷听，眼神里满是好奇，满心想著从大宋老爷们嘴里套出几句“朝堂机密”，回头便能在同乡面前大肆吹嘘，挣足脸面。
监工们走神懈怠，工地上的苦役们见状，也纷纷放慢了手头的活计，或是倚著工具歇息，或是低声閒聊，工地劳作声渐渐稀疏。
方才还言笑晏晏的宋国官吏，眼神锐利，瞬间便察觉到了工地的异样，当即收敛笑意，面色一沉，站起身厉声喝斥，嗓音洪亮震得人耳膜发颤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大运河修建不要停！”
这一声厉喝，把一旁偷听的倭国、高丽监工嚇得浑身一哆嗦，脸色煞白，连忙躬身应诺，赶紧攥紧手中的皮鞭，更加卖力地挥舞呵斥，紧盯苦役们重拾活计、夯土掘石，运河工地很快又恢復了往日的喧囂忙碌。
远在京城的赵棫，自然也看到了各地传来的报刊，通篇瀏览过后，神色平淡无波，既未点头讚许，也未出言斥责，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
朝堂诸位相公尚且未曾急著表態，他身为君主，又何须急於定夺，只管静观其变便是。
那么远在澳洲的诸位相公，面对这般乱象，究竟是急还是不急？
实则是有人心急如焚，有人泰然自若。
以许修远为首的一派官员，整日愁眉不展，为劳力缺口焦头烂额；而沈倦舟一派，却始终淡定从容，丝毫不见慌乱。
澳洲用工成本暴涨，受衝击最大的便是道学一派，毕竟道学的根基，大半依託於工厂实业。
可转念一想，支持道学的势力並非只有工厂主，大批商贾也位列其中，工厂与商贾皆是道学依仗的力量，如同手心手背，无论偏袒哪一方，损害哪一方的利益，都绝非明智之举。
反观儒学一派，却是个个喜笑顏开、得意不已。
支持儒学的势力，大多是各地种植园主，奴隶驯化后价格走高，短期內反倒能让种植园主获利颇丰，可谓是天降利好。
更何况，儒学倡导的华夷之辩、忠孝礼义，恰好契合种植园主的心思，他们借著这套说辞，牢牢把控著奴隶的忠心，整日宣扬身为大宋子民要誓死效忠官家，身为奴隶便要誓死效忠种植园主，牢牢攥紧了手中的劳力掌控权。
道学官员们见状，不愿坐以待毙，索性另闢蹊径，不再纠结於大运河修筑的对错——毕竟运河工程本就是他们当初一手赞同推行的，此刻反悔反对，无异於自打耳光，落得个出尔反尔的骂名。
以许修远为首的工部、户部官员，经过一番商议，联名向朝堂提请，擬定推行《童工法》，试图以此破解劳力短缺的困局。
在道学官员看来，工厂缺劳力並非无解难题，只要妥善照料外籍劳工的子嗣，保障孩童的成长存活率，待孩童长大便能补足劳力缺口，长远来看既能缓解当下困局，又能规整劳工秩序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彼时的东宋，工业革命浪潮正轰轰烈烈，机器轰鸣遍布城乡，可隨之而来的童工问题，也愈发触目惊心，沦为社会顽疾。
无数纺织厂、手工作坊內，年仅五六岁的外籍幼童，本该是嬉闹无忧的年纪，却被迫在昏暗潮湿、危机四伏的作坊內劳作，每日做工时长竟长达八个时辰以上，瘦小的身躯穿梭在冰冷的机器之间，稍有不慎便会被机器所伤，身心皆遭受著难以逆转的摧残，惨状令人不忍直视。
此番出台的《童工法》，明確划定规矩：严禁僱佣九岁以下的幼童劳作；九岁至十三岁的孩童，每日劳作时长不得超过五个时辰，每周累计不得超过二十四个时辰；十三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，每日劳作时长不得超过六个时辰，每周累计不得超过三十五个时辰；同时严令禁止任何作坊、工厂僱佣童工从事夜间劳作，违者严惩不贷。
这套法度贴合儒家仁善道德的核心理念，即便儒学官员心有顾虑，也不便出言反对，生怕被扣上违背仁德、苛待孩童的骂名。
於是，《童工法》未经过多波折，便顺利经由朝堂审议，正式颁行天下，推行至全国各地。
消息传到澳洲，一眾工厂主彻底傻眼，个个呆立当场，满脸都是茫然与不解。
他们本想著借著舆论施压，压低奴隶价格、叫停大运河工程，捞到实打实的好处，可到头来好处没见著，反倒又多了一层童工用工限制，如同被狠狠打了两闷棍，有苦说不出。
他们哪里知晓，道学士大夫们本是想著藉此法度帮扶工厂主，化解劳力困局，如今工厂主们非但不领情，反倒满腹怨言，当即惹得道学官员心生不悦，索性不再姑息，祭出重拳严加管束。
事实也印证了，最狠的整治往往来自自己人，若是这套法度由儒学官员推动，工厂主们定然会炸毛反抗，闹得沸沸扬扬；可偏偏此法是支持他们的道学官员推出，於情於理都无从辩驳，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
无奈之下，工厂主们只能关上府门，扎堆前往道学官员府邸诉苦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难处，祈求放宽法度。
道学官员们耐著性子听完，温声安抚几句，看著工厂主们愁容稍减，便沉声开口，勒令他们速速返回工厂，谨遵法度行事，不得有违。
工厂主们走在归途，满心都是无奈，纷纷感嘆还是为官掌权好。
虽说开工厂利润丰厚，在商业繁盛的东宋，日子过得奢靡享乐，锦衣玉食、僕从成群，可终究比不过朝堂官员手握权柄、一言九鼎，即便身处困局，也能轻鬆拿捏局面。
虽说《童工法》未能彻底根除童工乱象，无法做到一劳永逸，但其確立的最低就业年龄、工时限制、官府监察三大核心准则，如同三根支柱，为后世歷代劳动法令、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了根基。
这部法度，是东宋从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，迈向福利维稳的治理新格局的重要里程碑，后世史书对其评价极高，讚誉其为仁政典范、法度先河。
就连牵头推行此法、素来以“算卦”理政闻名的许修远，也因此举收穫了极佳的风评，被百姓称颂为体恤民情、深谋远虑的贤明相公，青史留名，讚誉不绝。
此时大运河修筑工程如火如荼，举国劳力尽数向运河工地倾斜，此前专供婆罗洲、纽几內亚两地的奴隶產能，近乎全数抽调到运河营建之中，不过数月，两地便出现了严重的劳力缺口，市面劳力供给骤然告急。
远在澳洲的各大工厂，平日里全靠种植园供给劳力维持生產，如今劳力稀缺，工厂主前往种植园採买奴隶的成本一路飆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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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间议论最多、认可度最高的说法，便是此番修河实属多此一举：若只为將中原货物远销欧洲，大可借道幼发拉底河，再择址修筑一条铁路直通地中海沿岸港口，即便运费略有上浮，也远胜於徵调百万劳力修筑大运河，闹得国內工厂劳力价格上涨。
一眾工厂主心思直白又执拗，满心只想著以最低成本量產货物，赚取实打实的银钱，至於產出的货物如何外销、销往何处，那是商人们该操心的琐事，与自己毫无干係。
他们常常围坐在一起，拍著桌案愤愤不平，面色涨得通红，粗声粗气地辩驳：“商人营生的难处，凭什么要咱们工厂主来承担？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工厂主，机器轧出的货物便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难不成离了那些商贾，货物还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？”
更有人翻遍古籍旧册，振振有词地叫嚷，古往今来只听闻货物供不应求、奇货可居，从未有过货物积压、无人问津的道理，商人就是一群不生產价值的可有可无的群体，於是一口咬定修河之举纯属劳民伤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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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间，工厂主们抱团发声，声势浩大，將修筑大运河的决策贬得一无是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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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占据舆论上风，商贾们摇身一变，成了忠心耿耿的朝堂拥躉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朝堂决策的吹捧，大肆宣扬修筑大运河乃是深谋远虑的国之大计，是朝堂上的相公们下的一步大棋。
他们声称，朝堂诸公运筹帷幄、著眼长远，便利货运只是细枝末节，核心要义在於把控军事战略要地：西欧诸国虽属蛮夷之列，却远非非洲蛮荒部落可比，乃是开化些许的高等蛮夷，唯有修筑大运河，才能让东宋的战船水师快速投送至地中海一带，牢牢掌控海域主动权，震慑四方蛮夷。
这一番“国之大棋”的论调一出，瞬间俘获了大批无关百姓的心意。
眾人只觉朝堂诸公的战略眼光，竟与自己的粗浅看法不谋而合，纷纷自詡有识时务之才，转而坚定支持修筑大运河，原本偏向工厂主的舆论风向，就此彻底扭转。
加之东宋向来言论宽鬆，百年来鉴政议政之风盛行不衰，百姓素来热衷议论朝堂政事，商贾们的这套说辞既合时局，又顺民心，自然流传甚广、备受追捧。
面对工厂主提及的“苛待奴隶、有违人道”的指责，商贾们皆是一脸不屑，连半句辩驳都懒得开口。
我汉人废除奴隶制已然千年之久，何来奴隶一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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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依託报刊论战，足足僵持了数周之久，从民间坊间到朝堂府邸，到处都在议论此事，彻底掀起了席捲整个东宋的舆论风暴，街头巷尾、茶肆酒楼，但凡有人聚集之处，谈论的皆是运河利弊、商厂之爭。
刊载著论战文章的报刊，很快隨著商船驛路传到了埃及运河工地。
驻守当地的宋国官吏们，得了这般热闹谈资，个个兴致盎然。
工地旁的官署內，窗明几净，案几上摆著热气氤氳的清茶，一卷报纸在手，官吏们或坐或立，细细品读双方论点，时而低声议论、时而抚掌轻笑，优哉游哉消磨整日，轻轻鬆鬆便能领到每月的俸禄，日子过得愜意十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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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旁监工的日本、高丽僕役，也个个竖起耳朵、踮脚偷听，眼神里满是好奇，满心想著从大宋老爷们嘴里套出几句“朝堂机密”，回头便能在同乡面前大肆吹嘘，挣足脸面。
监工们走神懈怠，工地上的苦役们见状，也纷纷放慢了手头的活计，或是倚著工具歇息，或是低声閒聊，工地劳作声渐渐稀疏。
方才还言笑晏晏的宋国官吏，眼神锐利，瞬间便察觉到了工地的异样，当即收敛笑意，面色一沉，站起身厉声喝斥，嗓音洪亮震得人耳膜发颤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大运河修建不要停！”
这一声厉喝，把一旁偷听的倭国、高丽监工嚇得浑身一哆嗦，脸色煞白，连忙躬身应诺，赶紧攥紧手中的皮鞭，更加卖力地挥舞呵斥，紧盯苦役们重拾活计、夯土掘石，运河工地很快又恢復了往日的喧囂忙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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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堂诸位相公尚且未曾急著表態，他身为君主，又何须急於定夺，只管静观其变便是。
那么远在澳洲的诸位相公，面对这般乱象，究竟是急还是不急？
实则是有人心急如焚，有人泰然自若。
以许修远为首的一派官员，整日愁眉不展，为劳力缺口焦头烂额；而沈倦舟一派，却始终淡定从容，丝毫不见慌乱。
澳洲用工成本暴涨，受衝击最大的便是道学一派，毕竟道学的根基，大半依託於工厂实业。
可转念一想，支持道学的势力並非只有工厂主，大批商贾也位列其中，工厂与商贾皆是道学依仗的力量，如同手心手背，无论偏袒哪一方，损害哪一方的利益，都绝非明智之举。
反观儒学一派，却是个个喜笑顏开、得意不已。
支持儒学的势力，大多是各地种植园主，奴隶驯化后价格走高，短期內反倒能让种植园主获利颇丰，可谓是天降利好。
更何况，儒学倡导的华夷之辩、忠孝礼义，恰好契合种植园主的心思，他们借著这套说辞，牢牢把控著奴隶的忠心，整日宣扬身为大宋子民要誓死效忠官家，身为奴隶便要誓死效忠种植园主，牢牢攥紧了手中的劳力掌控权。
道学官员们见状，不愿坐以待毙，索性另闢蹊径，不再纠结於大运河修筑的对错——毕竟运河工程本就是他们当初一手赞同推行的，此刻反悔反对，无异於自打耳光，落得个出尔反尔的骂名。
以许修远为首的工部、户部官员，经过一番商议，联名向朝堂提请，擬定推行《童工法》，试图以此破解劳力短缺的困局。
在道学官员看来，工厂缺劳力並非无解难题，只要妥善照料外籍劳工的子嗣，保障孩童的成长存活率，待孩童长大便能补足劳力缺口，长远来看既能缓解当下困局，又能规整劳工秩序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彼时的东宋，工业革命浪潮正轰轰烈烈，机器轰鸣遍布城乡，可隨之而来的童工问题，也愈发触目惊心，沦为社会顽疾。
无数纺织厂、手工作坊內，年仅五六岁的外籍幼童，本该是嬉闹无忧的年纪，却被迫在昏暗潮湿、危机四伏的作坊內劳作，每日做工时长竟长达八个时辰以上，瘦小的身躯穿梭在冰冷的机器之间，稍有不慎便会被机器所伤，身心皆遭受著难以逆转的摧残，惨状令人不忍直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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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套法度贴合儒家仁善道德的核心理念，即便儒学官员心有顾虑，也不便出言反对，生怕被扣上违背仁德、苛待孩童的骂名。
於是，《童工法》未经过多波折，便顺利经由朝堂审议，正式颁行天下，推行至全国各地。
消息传到澳洲，一眾工厂主彻底傻眼，个个呆立当场，满脸都是茫然与不解。
他们本想著借著舆论施压，压低奴隶价格、叫停大运河工程，捞到实打实的好处，可到头来好处没见著，反倒又多了一层童工用工限制，如同被狠狠打了两闷棍，有苦说不出。
他们哪里知晓，道学士大夫们本是想著藉此法度帮扶工厂主，化解劳力困局，如今工厂主们非但不领情，反倒满腹怨言，当即惹得道学官员心生不悦，索性不再姑息，祭出重拳严加管束。
事实也印证了，最狠的整治往往来自自己人，若是这套法度由儒学官员推动，工厂主们定然会炸毛反抗，闹得沸沸扬扬；可偏偏此法是支持他们的道学官员推出，於情於理都无从辩驳，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
无奈之下，工厂主们只能关上府门，扎堆前往道学官员府邸诉苦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难处，祈求放宽法度。
道学官员们耐著性子听完，温声安抚几句，看著工厂主们愁容稍减，便沉声开口，勒令他们速速返回工厂，谨遵法度行事，不得有违。
工厂主们走在归途，满心都是无奈，纷纷感嘆还是为官掌权好。
虽说开工厂利润丰厚，在商业繁盛的东宋，日子过得奢靡享乐，锦衣玉食、僕从成群，可终究比不过朝堂官员手握权柄、一言九鼎，即便身处困局，也能轻鬆拿捏局面。
虽说《童工法》未能彻底根除童工乱象，无法做到一劳永逸，但其確立的最低就业年龄、工时限制、官府监察三大核心准则，如同三根支柱，为后世歷代劳动法令、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了根基。
这部法度，是东宋从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，迈向福利维稳的治理新格局的重要里程碑，后世史书对其评价极高，讚誉其为仁政典范、法度先河。
就连牵头推行此法、素来以“算卦”理政闻名的许修远，也因此举收穫了极佳的风评，被百姓称颂为体恤民情、深谋远虑的贤明相公，青史留名，讚誉不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