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齐宗站在澎湖看守所那间办公室的办公桌前,盯著坐在椅子上的郭永祥。
    郭永祥这会儿老实得很,眼睛看著地面,双手放在膝盖上,腰板挺得笔直。
    “郭永祥,你再说一遍,”石齐宗手撑在桌面上,“刘耀祖死的那天晚上,到底怎么回事?”
    “石处长,我都说了三遍了。”郭永祥抬起头,脸上堆著为难的表情,“那天晚上我当班,十点多钟,听到刘处长那个监室里有动静,我就过去看。结果……结果就看见刘处长捂著胸口倒在地上,脸都白了。我赶紧叫了金医生。”
    “然后呢?”
    “然后金医生来了,检查之后说是急性心梗,马上抢救。可……可没救过来。”郭永祥说到这里,“石处长,这事真怪不了我们。看守所条件差,刘处长进来之前可能身体就有毛病,只是没查出来。”
    石齐宗盯著他看,半天不说话。
    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,能听见墙上掛钟走针的咔噠声。
    “金医生,”石齐宗转向坐在另一边的那位所医,“你说说看。”
    金荣推了推眼镜,从隨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病歷夹:“石处长,这是当时的抢救记录和死亡证明。所有程序都合规,我这里都有签字。”
    他把病歷夹推到石齐宗面前。
    石齐宗没接,就盯著那本蓝色的病歷夹看。
    他知道,这里面记录的一切,从医学角度都挑不出毛病。急性心肌梗死,突发性疾病,抢救无效死亡,这种说法,天衣无缝。
    “金医生,”石齐宗声音沉下来,“刘耀祖进去前刚做过全面体检,心臟一点问题没有。这你怎么解释?”
    金荣又推了推眼镜:“石处长,医学上的事很复杂,有时候就是说不准。有些人平时看著好好的,突然就发病了。特別是心理压力大的情况下……”
    “心理压力大?”石齐宗打断他,“刘耀祖在军统和保密局当了很多年处长,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?关进看守所一个月,就能把他嚇出心臟病?”
    “这个……”金荣顿了顿,“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,他应该是心里產生了极大落差和鬱闷,这种急性心理压力直接触发了心梗发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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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石齐宗冷笑了一声。
    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没用。这两个人,口供对得严丝合缝,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“突发疾病”和“按规定办事”。更关键的是,他们每说几句话,就要提一句“上报了陈所长”。
    陈大彪那王八蛋。
    石齐宗牙根又开始疼了。他咬了咬牙,腮帮子那块肉一鼓一鼓的。
    这案子要是共谍案,他有一百种法子让这俩人开口。灌辣椒水、坐老虎凳、三天三夜不让睡觉,什么招数都行。可这不是共谍案,死的是刘耀祖,一个犯了事的前处长。
    他石齐宗能动什么手段?用刑?逼供?传出去,吴敬中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毛人凤那边也说不过去,內部调查搞成这样子,毛人凤也不会帮他。
    更別说陈大彪那王八蛋提前打过招呼了。看郭永祥和金荣这副样子,肯定是得了陈大彪的指示,嘴闭得死死的。
    石齐宗站起身,他点了根烟,狠狠吸了一口。
    “行了,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    郭永祥站起来,小心翼翼地问:“石处长,那这事……”
    “这事没完。”石齐宗转过身,盯著他,“你们先回去,隨时配合调查。”
    “是,是。”郭永祥连连点头,和金荣一起退出办公室。
    门关上了。
    石齐宗站在那儿,把一根烟抽完。他知道,澎湖看守所这条路,走不通了。
    回台北的渡轮上,石齐宗站在甲板栏杆边。脑子里还在转刚才那事儿。
    郭永祥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,金荣那套滴水不漏的说辞。两个人,把一条人命说得轻飘飘的,像是死了只蚂蚁。
    可刘耀祖不是蚂蚁。他是保密局台北站的前行动处处长,是石齐宗的前任。他死在看守所里,死得不明不白。
    石齐宗牙根又疼起来了。
    他想起周福海说的那些话。血型不对,王翠平没死,在贵州……
    贵州。
    “对,海东青”。
    毛人凤埋了十二年的钉子。
    石齐宗睁开眼,船舱里昏暗的灯光晃得他眼睛发花。
    他知道,该用这张牌了。
    晚上九点多,石齐宗回到了台北站。
    他进了办公室,走到墙角,挪开文件柜。柜子后面,墙上有个暗格,不大,刚好能放下一部电台。
    他把油布包打开,从里面电台拿出个旧电台和密码本,电台有些地方漆都磨掉了,露出底下金属的顏色,这是当年他在上海站时偷偷保留下来的。
    凌晨一点左右,石齐宗插电源,接天线,开机。他知道,站里的电讯处侦测到这个频率,就知道保密局向大陆潜伏人员发指令,是工作电台。
    他翻开密码本,找到今天对应的那一页。拿起笔,在纸上写:
    唤醒代號:海东青。
    任务:查贵州松林县石昆乡黑山林村王翠平,是否丈夫叫余则成。血型a型。有一子,血型o型。怀疑与共谍案有关联。
    安全第一,紧急。勿暴露。
    写完了,他盯著那几行字看。
    十二年。这张牌埋了十二年。毛人凤交代过,只能用一次,用了就没有回头路了。
    可他没得选。
    郭永祥、金荣、陈大彪这三个人把台湾这边的路堵死了。他石齐宗在澎湖看守所什么也查不到,手又伸不到贵州去。现在只能用这张牌。
    石齐宗咬了咬牙,开始对照密码本,把文字转成电码,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转。转完了,他拿起了电键。
    手指放在上面,深吸一口气,按了下去。
    “噠、噠噠、噠……”
    电键敲击的声音响起来。石齐宗敲得很稳,手指起落,每个电码都发得清清楚楚。
    发完后,他把电台重新包好,和密码本一起放回暗格里。文件柜挪回原位。他划了根火柴,把桌上那张写满电码的纸在菸灰缸里烧成了灰。
    做完了这一切,他坐回椅子上,闭上了眼睛。
    天津和平路早点铺,早上六点四十。
    杨树亮坐在靠墙的老位置上,面前摆著碗豆浆。豆浆是刚出锅的,热气往上冒,豆香味一阵一阵的。
    他小口喝著,眼睛看著铺子外面。街上人还不多,几个赶早班的工人骑著自行车过去,车铃鐺叮铃叮铃响。
    “杨处长,今儿还是老样子?”早点铺老板老张笑著问。
    “嗯,一碗豆浆,两根油条。”杨树亮把手套放在桌上说。
    老张舀了碗豆浆端过来,放在桌上。他擦了擦手,看著杨树亮,忽然说:“杨处长,热豆浆刚磨好,豆香毛茸茸的,您来咸口甜口?”
    杨树亮手一抖,豆浆洒出来几滴,落在桌面上。
    他抬起了头,像不认识一样看著老张。
    老张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,脸上皱纹挤在一起。
    豆香毛茸茸的。
    这五个字,像一把钥匙,咔嚓一声,打开了封存十二年的记忆。
    杨树亮盯著老张看,老张也在看他,眼神和平常不一样,深得很。
    过了一小会,杨树亮慢慢让自己稳下来。然后说:
    “人说咸豆浆配油条,凤阳花鼓响,毛驴拉磨走千里,我要咸的。”
    老张脸上的笑容深了些,点了点头:“好嘞,咸豆浆,马上来。”
    杨树亮坐在那儿,手里端著豆浆碗。
    整整十二年。
    他几乎忘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赵金山。杨树亮是当年毛人凤给他安排潜伏时用的假名。这十二年,他就是杨树亮,津门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,全国开展了大规模审查干部的运动,上个月他刚刚通过干部审查,组织谈话时领导拍著他的肩膀说:“杨树亮同志,表现不错,要继续保持。”
    那口气还没喘匀呢。
    现在,暗號来了。
    豆香毛茸茸的。
    杨树亮把豆浆喝完,放下碗。老张又端了碗咸豆浆过来,放在桌上。
    “杨处长,慢慢吃。”老张说,声音很平常。
    可杨树亮听出来了,那声音里藏著別的东西。
    他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
    吃完早点,他付了钱,走出铺子。早晨的阳光很好,照在脸上暖洋洋的。可杨树亮心里却像揣了块石头,沉甸甸的。
    他整了整衣领,朝市公安局大楼走去。
    步子迈得很大,很稳。
    可他知道,从今天起,那个刚刚通过审查、正要鬆口气的杨处长,得暂时让一让路了。
    一整天,杨树亮都在办公室里坐著。
    他看了几份文件,签了几个字,可脑子里全是早上那事儿。豆香毛茸茸的。咸豆浆配油条,凤阳花鼓响,毛驴拉磨走千里。
    每一句都记得清清楚楚,那是十二年前,毛人凤亲自教的暗號。
    “金山啊,这个暗號,一辈子只能用一次。”毛人凤当时说,手指头敲著桌子,“用了,就说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”
    他当时挺直腰板说:“局长放心,金山明白。”
    毛人凤看了他很久,嘆了口气:“这一去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也许三年,也许五年,也许……一辈子。”
    现在,十二年了。
    杨树亮看了眼墙上的掛钟,下午五点。该下班了。
    他收拾好东西,走出了办公室。楼道里有人跟他打招呼:“杨处长,下班了?”
    “嗯,下班了。”杨树亮笑著说。
    走出市公安局大楼,他朝和平路走去。
    走到和平路,早点铺已经关门了。门板上著,门口空荡荡的。
    杨树亮在铺子门口站了一会儿,左右看了看。街上人来人往,没什么可疑的。
    他正要走,忽然听见旁边巷子里有人咳嗽。
    他转过头,看见老张站在巷子口,朝他招了招手。
    杨树亮走过去,跟著老张进了巷子。巷子很窄,两边都是高墙,光线暗得很。
    走到巷子深处,老张停下脚步,转过身。
    “杨处长,不,该叫你海东青了。”老张说,脸上没了平时的笑容。
    杨树亮没说话。
    “上头来任务了。”老张压低声音,“查贵州松林县石昆乡黑山林村,一个叫王翠平的女人,三十三岁左右。查她是不是余则成的老婆。”
    杨树亮心里一震。
    余则成。这个名字他听说过,解放前保密局天津站的副站长,后来跑台湾去了。
    “怎么查?”杨树亮问。
    “你是副处长,有办法。”老张说,“给松林县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发函,就说……就说我们怀疑王翠平与解放前的一个大特务有关联。注意措辞,別太明显,但也別太含糊。”
    杨树亮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还有,”老张从怀里掏出个小纸条,塞给他,“这是详细情况。王翠平,三十三岁左右,有个儿子。血型a型,儿子血型o型。重点查她丈夫是不是余则成。”
    杨树亮接过纸条,捏在手里。
    “什么时候要结果?”
    “越快越好。”老张说,“上头等著呢。”
    杨树亮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小心点。你现在是处长,別让人看出破绽。”
    老张转身走了,消失在巷子深处。
    杨树亮站在那儿,站了很久。巷子里很暗,只有头顶一线天光。他掏出纸条,借著那点光看了一眼。
    王翠平。三十三岁。贵州松林县石昆乡黑山林村。
    他把纸条揣进兜里,整了整衣服,走出巷子。
    第二天一早,杨树亮到了办公室。
    他关上门,坐在桌前,拉开抽屉,拿出信纸和钢笔。
    笔尖在纸上悬著,悬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开始写:
    松林县公安局政治保卫科:
    我处接获线索,怀疑贵县石昆乡黑山林村村民王翠平,与解放前天津地区一重大特务案件有关联。该特务化名余则成,系原国民党保密局重要骨干。
    现需协查该王翠平基本情况,重点核实其丈夫姓名、身份及现状。此事涉及重大歷史遗留问题,请务必予以重视,组织专人调查,並將结果速復我处。
    此函。
    津门市公安x政治保卫处(盖章)
    1953年12月3日
    写完了,他看了一遍,又看了一遍。
    然后他拿起公章,哈了口气,用力盖在落款处。
    红色的印泥,在纸上很显眼。
    他把信叠好,装进信封,写上地址。然后叫来处里的小刘。
    “小刘,把这封信寄出去,加急掛號。”杨树亮把信封递过去,“政治保卫科亲启。”
    小刘接过信封,看了一眼:“松林县?杨处长,这……”
    “工作需要。”杨树亮说,声音沉了些,“快去办吧。”
    小刘看著杨树亮的脸色,没敢多问,拿著信封出去了。
    门关上了。
    杨树亮坐在椅子上,沉思了一会儿,他拿起了电话,拨了个號码。
    “喂,老陈吗?我杨树亮。”他对著电话说,“有件事得麻烦你。我们处里最近在跟进一个线索,关於解放前特务案的……”
    电话那头的老陈是松林县公安局副局长,跟杨树亮是老相识了。
    “王翠平?石昆乡的?”老陈在电话里说,声音有点疑惑,“杨处长,这人什么来头?值得你们政治保卫处亲自过问?”
    “线索指向她可能和一个大特务有关。”杨树亮压低声音,“老陈,这事你我知道就行,先別声张。等查清楚了再说。”
    “明白明白。”老陈语气严肃起来,“你放心,我亲自安排人去查。”
    “行,我等著。”
    掛了电话,杨树亮坐回椅子上。
    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照在桌面上,亮晃晃的一片。
    他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
    从今天起,有些事情,不一样了。
    他知道。
    但他不知道的是,这封信发出去之后,会引来什么样的风波。
    他只知道,他得等。
    等那个结果。
    等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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